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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时代特征辨析


http://www.1988.TV/ 2018-11-5 9:35:18 阅读数:84

文章在梳理中国农业发展历史沿革和时代诉求的基础上,归纳了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时代特征、逻辑关系及表现形式。农户家庭经营、农业收入为主、市场主体资质、现代化生产经营构成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时代特征,现代化生产经营包含了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经营等具体要求。在此基础上,文章从主体建设、农民培育、土地流转、惠农资金、科技服务、产业服务等方面提出支持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政策建议。

一、引言

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完善家庭农场认定办法,扶持规模适度的家庭农场。在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探索实践中,涌现出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发展模式,如浙江宁波、上海松江、吉林延边、湖北武汉、安徽郎溪等。但全国范围内家庭农场的发展质量参差不齐,寡种少收和广种薄收的问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①。由于社会各界对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时代特征的理解不够深入,对农业生产规律和当前经济环境的认识有待进一步深化,以致在对家庭农场的认定和建设中存在较大操作弹性,难以识别和孵化***的发展模式。这种认识或诱发家庭农场的扭曲和嬗变,引发投机主义行为,降低惠农政策效能。

因此,在把握农业生产历史沿革和时代诉求的基础上,洞察当前农业经济环境,厘清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时代特征及其逻辑关系和表现形式,构建合意的绩效管评机制,对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提高农补资金和惠农政策成效,完善家庭农场自身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为以下五个部分:***部分为引言,提出辨析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时代特征的重要性;第二部分从历史沿革和时代特征两个角度,阐述发展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必要性;第三部分在把握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历史使命的基础上,归纳其时代特征及其逻辑关联;第四部分在深入理解时代特征的基础上,探析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特征表现形式;第五部分就如何保障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时代特征、发挥其比较制度优势,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发展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必要性

已有学者从规模经济、交易成本、制度演化、生产二重性等方面回答了发展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必要性问题:家庭农场具有家庭经营为基础的天然制度优势,能够降低代理成本并实现自我激励;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其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降低生产和交易成本,提高议价能力,将经济剩余保留在农业内部。但这并不能说明家庭农场缘何成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阵地和骨干力量。倡导建立和推广的家庭农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适度规模农业生产经营主体,是符合中国农业“历史沿革”与“时代诉求”的生产经营模式。首先,发展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是对“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丰富和发展,是新常态下农业生产关系的调整和适应。其次,二元经济结构下农业比较利润低下的低端锁定状态,迫使中国不得不探索和建设新型、规模化的农业生产经营主体,以承载因农村劳动力转移造成的巨大生产压力,并通过农业的自我“造血”为农业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动力。此外,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土地流转制度的不断完善、政府支持措施的不断深化,为发挥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制度优势提供了合意的空间与土壤。

(一)历史沿革

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是对“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完善,是新常态下农村生产关系调整的重要举措——只有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新型生产方式的制度优势才会显现:生产关系既不能超越生产力水平独立存在,也不可长期滞后于生产力水平。1949~1953年,土地改革法颁布实施,废除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极大促进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53~1956年,基于财产私有制,农民依照自愿互利原则互助合作,将土地等生产资料作股入社,由合作社实行统一经营,实现了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进入“初级合作化阶段”;1956~1958年,合作化进程过快并偏离健康轨道,农民土地所有制结束,土地报酬被取消,农民的生产资料及附属设施转归集体所有,农户家庭经营的主体地位被农村基层组织所取代,进入“高级合作化阶段”;1958~1978年,人民公社、生产大队与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农村经营制度得以确立,进入“人民公社化阶段”,以生产队为主导推行“集体所有、统一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生产方式,保持了长期的稳定不变(刘广栋、程久苗,2007)。1978年后,中国在农村确立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既继承了合作化的积极成果,又克服了集权管理和平均主义之弊病;1993年后,家庭承包经营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被写入宪法,农村土地承包关系得到稳定和完善;2008年后,以土地经营承包权“长久不变”为核心的政策措施,提高了农户的土地流转积极性,适度规模经营扫清了制度障碍(孔祥智,2016)。

当前中国农业面临小规模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发展诉求之间的矛盾:现代农业要求以现代的经营方式、产业体系、物质装备以及科学技术升级和改造农业;而传统的家庭经营存在着农地分散细碎、经营规模狭小、技术手段落后、生产效率低下和组织化程度差等一系列问题,容易诱发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无法满足农业现代化发展诉求(伍开群,2013;杨建利、周茂同,2016)。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导致了农村劳动力结构发生巨变,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和农业兼业化的问题日趋严重,制约着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黄仕伟、王钰,2014;朱启臻等,2014)。在工商资本下乡的过程中,出现了骗取国家补贴、侵害农民利益、土地非农化和非粮化等投机主义行为,无法切实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郭熙保,2013;陈明鹤,2013)。因此,需以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契机,提升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将需要重新配置的土地交由有条件、有意愿的农户经营,解决当前农民人力资本和务农动因弱化的问题。家庭农场依托新型职业农民,利用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科技,提高要素劳动效率,通过规模效益提质增效,有效克服了农业的长期内卷化现象(苏昕等,2014)。家庭农场在维护农民权益并增加农民收入的基础上,较好地解决了“谁来种地”和“怎样种地”的问题,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和比较制度优势。

(二)时代诉求

二元经济结构的演化历程,倒逼中国不得不依靠新型适度规模经营主体建设,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当代中国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其社会主义现代化任务的完成,不仅需要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协调同步的经济结构转型,更需要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充分发挥***产业的基础性作用,以保障经济增长和发展的质量;如果无法顺利完成农业的现代化升级,非农经济部门的发展亦会举步维艰。多数国家和地区的城乡经济发展,大致需要经历以下三个阶段:***,起步阶段:为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发展飞跃,将农业部门的剩余价值向工业部门持续转移。这一过程或隐蔽或公开,程度或严重或轻微,但造成的结果大相径庭,即农业部门长期向工业部门“输血”,造成不同程度的“贫血”,导致发展相对落后,两部门经济的二元性差异较大。第二,稳定阶段:工农业协调平衡发展,工业部门依托技术创新实现自我积累,不再索取农业剩余价值。农村逐步将经济剩余保留在农业内部,改造自身生产和发展。第三,成熟阶段:由于长期“失血”,农业难以依靠自身力量实现现代化升级改造,而此时工业部门创造了大量经济剩余,通过剩余价值再分配,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协助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完成。

位于工业化进程攻坚阶段的当代中国,正处于***阶段向第二阶段转型的关键时期,具体表现为:工业经济痛苦转型,农村经济举步维艰:一方面工业部门亟需技术创新,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不断适应新常态环境;另一方面农业部门需要依托现代化产业组织体系,实现自我“造血”和经济积累,为“工业反哺”工作做好准备。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赶超型发展战略、城乡分离管理体制、要素和产品市场的农业歧视政策,均通过工农商品的价格剪刀差使农业经济剩余向非农产业转移(杨瑞龙,2008),导致长期以来农业比较利润低下并处于低端锁定状态,低廉的农产品、转移的劳动力以及失衡的社会化服务等,均是农业哺育工业的体现。社会各界一方面需要承认“三农”为中国经济腾飞和跨越所做出的牺牲和贡献,另一方面要积极思索如何破解这种低端锁定“枷锁”——青壮年劳动力外流造成人力资本弱化、金融政策向非农部门倾斜造成资金匮乏、城镇化发展挤占农村空间造成土地资源不足等现实约束,这些问题都制约着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破解中国农业低端锁定“枷锁”的***步,是建立起现代化的产业经营体系,依托中国特色家庭农场,配合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地方龙头企业,逐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业经营效益,将“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难题转变为“家庭农场融入农产品现代流通机制”的问题。因此,农业的“失血”需要工业部门为其“输血”,但更依赖于农业自身的“造血”以实现其自我积累和发展;二元经济体制的演化进程,倒逼农业现代化产业经营体系建立,催生了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发展。

三、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时代特征的归纳总结

综上,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是为了解决“谁来种地”和“怎样种地”,以及维护农民权益并增加农民收入等问题而产生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伍开群,2014),其既要满足中国农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不断调整适应的“历史沿革”,也要满足二元经济协调发展、“输血”与“造血”协同进行的“时代诉求”。唯有解决好这两个历史任务,方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特色家庭农场。

关于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内涵,农业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2014)界定为“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特征总结方面,2013~2016年百余篇CSSCI文献中存在十余种不同的关键词表述,包括农村户籍、家庭经营、农业收入、适度规模(规模化)、企业化、市场化、商品化、专业化、利润***大化等;但集约化这一核心特征并未如期望般高频出现。

上述研究在归纳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特征方面,存在以下不足:其一,混淆了事物的特征与特征的表现形式,对各项特征的逻辑关系梳理不够充分,语义表述存在歧义;其二,对“家庭经营”的内涵解读较多,而对“中国特色”的深入思考较少,存在着过度“泛化”和“西化”的倾向。因此,本文在分析“历史沿革和”时代诉求“之基础上,过滤冗余信息并聚集核心特质,试图重新刻画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时代特征及其逻辑关系。本文认为,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应具备农户家庭经营、农业收入为主、市场主体资质、现代化生产经营等四个特征,而现代化生产经营又包含了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经营等具体要求。

(一)农户家庭经营

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应以家庭自有劳动力为主,以周期性短期雇农为辅,依托文化素养高、生产技能好、管理能力强、以农业为业的新型职业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开展农业生产经营活动。首先,家庭经营要能够良好适应农业的自然特性,降低代理和决策成本,实现内部自我激励,提升生产积极性,释放人力资源效能。其次,家庭农场既要解决农民就业的问题,又要避免生产关系的倒退,因而不可存在长期雇农,这也是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区别于工商资本农场的重要特征。***后,新型职业农民不仅要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科学的种养知识,同时还应具有职业稳定性、社会责任感和现代经营理念。推动现代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重要的是务农意愿和能力,因此不主张将”农村户籍“纳入特征范畴,可以尝试开展农业职业教育和资质考核认证,为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提供人才储备。

(二)农业收入为主

中国特色家庭农场通过从事农林牧渔业的种养、加工、销售取得经济收入,支付家庭成员和短期雇工的劳动报酬,获得经济利润并实现资本积累。家庭农场应在特定经营范围内有较强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和农业生产经验,拥有明确的主营业务并尽量实现一业为主,专业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不仅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也有利于科技指导和统计调查工作的开展。尽管综合性农场集种植、养殖、加工、餐饮、观光等多种功能于一身,增收效应明显,能够解决劳动时间分配不均和风险规避能力不足等问题(朱启臻,2013),但仍应警惕土地非农化开发,避免其脱离农业生产。同时,家庭农场的收入水平要适当高于非农就业,使农民拥有”体面的“职业和收入,才能够吸引高素质农民返乡从事农业生产(黄仕伟、王钰,2014),这是家庭农场存续的必备条件。

(三)市场主体资质

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是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和管理,拥有合法市场主体地位的经济实体。首先,家庭农场应在工商部门进行登记注册,拥有准确的农场名称、稳定的经营范围以及明确的登记类型,依照规定申请升级与变更并递交年检与审查材料(高强等,2014)。其次,家庭农场应主动融入国家的农业宏观管理体系,接受工商、税务、农业等有关部门的监督与管理,享受并履行作为合法市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合法、合规、合理利用惠农资源(高强等,2013)。值得注意的是,家庭农场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取决于其登记类型: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存在较大的经营风险;而有限责任公司则承担有限责任(马洪伟,2014),但往往与家庭农场的认定标准存在冲突。

(四)现代化生产经营

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载体,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经营是家庭农场现代化生产经营的重要阶段性特征。①适度规模化是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发展的核心特征,即通过土地经营承包权的有序流转,以及生产要素的适度集中和倾斜流动,来克服以往农地细碎和分散经营的弊端,为机械化设备与现代化设施的专用性资产投资创造条件,获得规模报酬递增以及规模经济效应,这是家庭农场发展的初始动力。②集约化生产是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发展的关键特征,即通过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技术与管理方法,优化要素投入质量和组合方式,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和产出效能,以技术创新替代相对稀缺资源,实现劳动力和土地双重要素的集约化生产(王春来,2014),向市场提供品质卓越农产品,这是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本质要求。③商品化经营是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发展的重要特征,即通过市场机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市场交换为目的、以利润***大化为原则参与市场竞争,通过生产适销对路、质量安全的农产品获得盈利,这是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区别于自给自足式小农生产的显著特点。

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时代特征具有明显的逻辑关系。农户家庭经营和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经济来源为其刻画了具体的认定标准;这也决定了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是一种特殊的、拥有合法市场主体地位的经济实体,所以具有显著的企业化管理和市场化运作特征;因此,也决定了其在生产经营方面拥有适度规模化、集约化生产、商品化经营的农业现代化特征;其中,适度规模化为集约化生产提供了发展保障,集约化生产为商品化经营创造了盈利空间,商品化经营又为适度规模化提供了资金支持。

四、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时代特征的表现形式

农户家庭经营、农业收入为主、市场主体资质、现代化生产经营是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主要时代特征,预示着其较以往小规模家庭经营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更优的经济效益,并更能满足生产者、消费者以及整个社会的利益诉求——更加卓越的经营、财务和社会绩效,是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时代特征的集中表现。经营绩效反映了家庭农场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财务绩效体现了家庭农场的经济效应;社会绩效体现了家庭农场满足利益相关者诉求的水平。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时代特征表现形式,反映了其对农业现代化进程的贡献。

(一)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

相较传统农业生产经营,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具备明显的现代化特征,市场竞争和商品意识拉动了劳动生产、土地产出和农资利用效率的提高。①劳动生产率为劳动者生产的农产品数量或产值,反映了家庭农场的人力资本效能。劳动者是农业生产中***具能动性的生产要素,是利用有机生命力改造环境自然力的核心载体,提高劳动生产率是现代农业的重要特征(魏巍、李万明,2012),劳动生产率不仅影响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成长,也关联城乡商品贸易、要素配置和城镇化进程(高帆,2015)。②土地产出率为单位土地产出的农产品数量或产值,反映了土地的利用深度和生产能力。土地是不可替代的生产资料和自然资源,具有总量有限性、循环利用性、质量差异性等特点,提高土地产出率对保障粮食安全、缓解人地矛盾意义重大,现代农业应以促进土地产出率为主,兼顾劳动生产率,在四化进程中实现二者的平衡(孔祥智、李圣军,2007)。③农资利用率为一定农资投入水平下的农产品数量或产值,体现了资源配置和技术效率,反映了科学种养和田间管理的精细化程度,是集约化的重要体现(张改清,2009)。农业生产需要劳动对象、农化产品和机械设备的持续投入,提高农资利用率对绿色生态生产、面源污染控制、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二)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财务绩效

相比传统农业生产经营,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更加适应现代市场环境,更能提供适销对路、绿色安全的农产品,具备更好的运营能力、收益能力和成长能力。①运营能力为市场环境约束下,通过要素有效配置和资源高效利用,实现产能提高和收入扩大的能力,由营业收入与资产总额的比值测算。运营能力反映了其生产连续性、市场适应性和综合管理能力;该能力的提高有利于保障社会责任履行的条件和动因,维护利益相关者诉求,保障市场主体地位。②收益能力为现有专用性资产投资水平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出售适销对路农产品实现盈利的能力,由营业利润与营业成本或资产总额的比值测算。收益能力反映了家庭农场集约化、商品化、规模化生产经营的比较制度优势;该能力的提高有利于实现专用性资产价值,改善惠农资金成效,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物质保障。③成长能力为通过要素适度集中和倾斜流动,在边际收益非负区间进行适度规模农业生产经营的能力,由营业收入增长率与营业成本增长率的差值测算。家庭农场规模下限由非农就业的机会成本决定,而上限则由要素的边际收益确定(杨慧莲,2014)。成长能力越高,农业收入增速与成本费用增速的差距越大,家庭农场可以追加投入并扩大规模;反之,则应适度调整规模以避免陷入规模不经济的泥潭。

(三)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社会绩效

作为建设现代农业的骨干力量和主要阵地,中国特色家庭农场需要提高农产品商品率、农产品合格率、农户人均收入以及自有资本比率,满足消费者、环境、农民与政府的利益诉求。①商品率是指用于市场交易的农产品产值与总产值的对应关系。与自给小农经济不同,家庭农场通过市场机制向社会提供农产品,满足人民生活和经济建设所需的消费和生产资料,因此商品率是其社会绩效的首要指标,商品率提高对农民增收、农民脱贫致富、工农协同发展具有积极作用。②合格率是指在一定认证标准下检测合格农产品的比重。家庭农场需履行社会责任、遵守法律法规、保护生态环境、维护食品安全,利用绿色农业科技实现增产增收,而非依赖滥用生长调节剂等农化产品。合格率的提高有利于控制有害致病生物和农化产品残留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进而保障消费者健康和财产安全。③人均收入是指农场收入与实际务农人数的比值。能否有效实现农民增收,解决农民就业,是判断制度安排和惠农政策效能的落脚点与风向标,也是衡量其对农民社会责任履行的重要标准。农场人均收入提高有利于吸引农村实用人才,是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解决”谁来种地“与”怎样种地“等问题的关键所在。④自有资本率是指家庭成员出资与资产总额的对应关系,反映了其资产结构和成长后劲,体现了其通过自主经营,实现自我积累和发展的能力。家庭农场应逐步提升市场适应和独立发展能力,而非长期依赖政府的惠农补贴,自有资本率提升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生产经营的必然要求。

五、发展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政策建议

不断调整农业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沿革,以及二元经济结构倒逼主体创新的时代诉求,决定了中国特色家庭农场需要肩负起成为现代农业建设骨干力量的历史使命,要坚持家庭经营、务农为主,成为合法市场主体并推行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生产经营模式,并将比较制度优势转化为现实绩效优势。为保障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经济效益和利益相关者诉求,有关部门需要通过制度选择和政策完善,孵化培育***的生产经营模式,帮助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实现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为此,本文从主体建设、职业农民、土地流转、惠农资金、科技服务、产业服务等方面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监管措施规范化、制度化、长效化是促进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发展的基础。应通过立法确定其市场主体地位,明确其在农业现代化生产经营体系中的功能和角色;完善资格认定、注册登记、资格审核与年检制度,采取分类管理、重点培育、动态监测的管理措施;应加强统计调查工作,完善绩效考评机制,增强对其经营状况和发展阻力的了解与把握。

(二)培育文化素养高、生产技术好、经营理念先进且社会责任感强的新型职业农民。应通过与农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对接,对农场主进行定期、定点、定向培训,强化高品质种养训练,为其现代化生产经营储备人才;建立农业职业教育和资质考核认证机制,保障农业生产的代际连续,缓解农村实用人才严重缺失和使用错位乱象,加强法律法规、质量安全、环境保护意识培养。

(三)完善土地流转制度,构建农资交易平台,依靠市场机制为其发展提供物质保障。具体而言,应完善农地流转和使用法规,以立法手段保障土地承包权益,颁发土地承包权证,改变土地承包权属模糊的现状;搭建信息化的农资交易平台,将要素价格信息透明化,依靠市场机制使各类生产要素向中国特色家庭农场适度集中和倾斜流动,推动其可持续发展。

(四)确保农补资金效能,优化金融服务体系,提升惠农政策的针对性和有效性。采取积极补贴措施,使财政支农资金有序向符合规定的农场倾斜;加大审查力度,确保资金切实流向中国特色家庭农场;实物和资金补贴相互结合,引导社会资本向农业靠拢。同时,也应加强融资平台建设,向经营良好、规模适度、潜力较大的家庭农场提供低息贷款,降低财务风险;增强保险创新,通过风险共担机制提高风险规避和抵御能力。

(五)平衡农业科技服务供需,提高要素生产率。在与传统要素结合的过程中,先进农业科技能够释放出巨大乘数效应,提升要素边际贡献,因此应充分考虑中国特色家庭农场技术的诉求,促进测土配方施肥、大棚种植、无土栽培、滴灌等成果运用,提高农业生产的科技含量,解决技术供给和需求脱节的问题,支持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现代化生产经营。

(六)推动产业化经营,完善社会服务和保障体系,助力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发展。应促进家庭农场和其他规模主体的共生与协同,积极发挥龙头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强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服务功能(苏昕等,2012),破除贸易流通阻力,建立农产品追溯体系;鉴于农户对未来生活保障持怀疑态度,导致农地既被视为重要生产资料,也被视为可靠生活保障,以致其畏惧失地而拒绝长期转让,使土地流转效率低下,因此应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服务建设,消除农户生活后顾之忧,促进土地的有序流转,吸引农业实用人才返乡创业,推动中国特色家庭农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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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农化招商 编辑:毛毛